“烽火戏诸侯”这一传说流传了两千多年，但并不是今天才开始受到学者们的质疑。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在《国史大纲》中所言：“这不过是街头巷尾小人的闲谈。诸侯不可能在看到烽火的信号后，毫无敌人来袭的情况下集结大军，赶到西安来支援，这实在是荒谬。”如果我们换位思考，想象一下，郑国、卫国、鲁国、齐国等地的诸侯国同时派兵赶往西安，光是这个远程调动就已经非常困难；更不用说，这是发生在两千年前，交通工具只有马车的时代。
显然，周幽王作为一国之君，不可能不了解这一常识。即便是以严谨著称的《史记》作者司马迁，也不可能没意识到这一点。然而，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确实有提到周幽王“举烽火”的事件，第一次提到时，记载是幽王多次举烽火，结果“诸侯不再信任”，因此“烽火戏诸侯”事件之后，诸侯们已经不再回应。而第二次提到时，《史记》又写到：“戎狄来犯，幽王举烽火征兵，兵却无法到达”，然后幽王开始逃亡。这前后矛盾的记载让人产生疑问，似乎司马迁对这个故事持有保留态度。那么，为什么司马迁会讲这个故事呢？
展开剩余68%与此同时，钱穆还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：司马迁在写《夏本纪》时，并没有提到“夏将亡”；在写《殷本纪》时，也没有提到“殷将亡”。然而，在《周本纪》中，司马迁两次通过史官的言辞预言“周将亡”。第一次是：“幽王二年，三川震动，伯阳甫说：‘周将亡矣’。”第二次是在幽王宠爱褒姒、打算废除太子宜臼时，太史伯阳曾说：“周亡矣。”然而，周朝真的灭亡了吗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，甚至司马迁在撰写《史记》时也看到，周朝并没有灭亡。今天我们之所以有西周和东周的划分，是因为司马迁采用了断代的方式，将周朝分为了两个时期。
基于此，钱穆认为，司马迁讲述“烽火戏诸侯”的故事，更多的是作为一种亡国的征兆。他并非想要把它当作真实历史事件来描述，而是把它作为周朝灭亡的一个象征性事件，以警示后人。为了让这一点更具说服力，司马迁在描述这一事件时，采用了阴阳理论，细致入微地分析了当时的天象与政局。尤其是当褒姒的故事逐渐渲染起来时，“烽火戏诸侯”的情节被进一步放大，这使得人们更容易相信，这个事件与周朝的灭亡有着密切关系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样的故事能为后世的君王们敲响警钟，提醒他们不要重蹈幽王的覆辙。
在《史记》完成的时期，正是汉武帝宠爱钩弋夫人，欲立刘弗陵为太子的历史背景。这个事件与周幽王宠爱褒姒的情形相似。当司马迁为李陵辩解时，触犯了汉武帝并被施以宫刑。那时，司马迁是否通过自己的历史著作，向汉武帝进行了某种隐晦的劝谏呢？钱穆认为，这种可能性非常大。即便是汉武帝未必会直接看到，朝廷中的大臣们也一定能从中读出警示之意。
总之，司马迁在讲述“烽火戏诸侯”这个故事时，不仅是通过它来描述一个历史事件，更是在用这个故事作为警示，提醒后世的统治者要警惕宠臣宠爱所带来的后果，防止国破家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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