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者按：“人性”，本是一个很正常的词语，但可能很多人想不到，它曾是一个“敏感词”，甚至是一个令人谈之色变的词。读了下文，您或许会有更多感慨。
感谢赫胥白先生惠赐佳作！
中国人一旦能讲人性，文学就极大发展，一旦束缚人性，文学就如沙砾之原，寸草难生。
中国这100年的历史、文学史真是奇奇怪怪，在世界上都非常少见。
高尔基把文学叫做“人学”，真是画龙点睛般地把中国这100年的文学，也就是人性折腾的历史概括了一个通贯。
01
民国出大家，仅偏向革命或有左翼倾向这一方就出现了如此多的大文学家：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、巴金、老舍、曹禺、萧红、丁玲……
偏右翼或中立那一方也是人物荟萃：胡适、林语堂、周作人、沈从文、张恨水、梁实秋、朱光潜、张爱玲……
这里每个人的作品都是后世楷模，即使现在文学蓬勃发展，也没能超过——他们已成为中国历史上不能翻越的高峰。
为什么能够井喷式涌现大家大作？关键是这一时段的人，把握住了一个词，人性。
鲁迅对人性、对国民劣根性与精神胜利法的深刻挖掘就不必说了。
巴金的作品，“激流三部曲”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，也是紧扣人性悲剧摹写。
老舍对北平底层人性看得最真，从人性的脉络铺陈，要不然不可能弄出一个祥子和彪悍虎妞的人性纠葛。
曹禺的话剧《雷雨》更写了人性的复杂与畸变。
……
变化是从1942年开始的。
这一年，教员在延安发表了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，倡导“文艺要为政治服务”“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”。
作家们面对文学的新提法，有的彷徨，有的兴奋。国统区的作家可以视而不见，解放区、根据地的文化人就不可能置身事外了。作家们遵循着这种文艺路线开始了陌生艰难的创作。
有的把握的不错，比如山西人赵树理，学了《讲话》如醍醐灌顶，马上抛弃身上的洋玩意儿，洗尽洋墨水，把现代西方小说的那一套抛到太平洋，钻到山西最土的农村体验生活，写出《小二黑结婚》《李有才板话》等，成为“山药蛋派”的开山鼻祖。
作家赵树理
山西人搞土味文学真是在行：马烽、西戎放弃小说西式散文化、心理化写法，改换门庭，弄出了一个与左联左翼风格完全不符的章回体长篇小说《吕梁英雄传》，评书叙事、民间套路、故事直白，把北方百姓煽乎得沉浸其中，大呼痛快。
石油诗人李季，那时候还没跟“中石油”（石油部）混一起呢，发表诗歌《王贵与李香香》，讲的是农民翻身、爱情+阶级斗争。摆脱了文人新诗、欧化自由诗的洋气晦涩，成为新时代的乐府民歌。
1948年周立波出版长篇小说《暴风骤雨》。作家好像完全钻入了土坷垃农民的心里了，用他们的语言描述他们的生活。
随后，曾写过《沙菲女士日记》的现代女性丁玲，把握小资女性娇柔敏感心理那么娴熟的一位南方美女作家，学了《讲话》后，洗心革面，创作出完全描写北方憨哥式老农的长篇小说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……
俄国人识货，可能觉得这几部作品像肖洛霍夫《静静的顿河》，同样描写了憨直畅快的农民在革命中的挣扎奋斗，把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金一下给了周立波和丁玲两人。丁玲是二等奖，周立波是三等奖。两位都是湘籍，湘人包揽了斯大林文学奖，还是厉害。
这个斯大林奖金，在过去的岁月，其意义和声响如同现在的诺贝尔文学奖，是半个世界，几十个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众星捧月般的存在。
其影响甚至超过诺贝尔奖，因为那时东风压倒西风，革命的人，偏左翼的人，要远远超过资本主义那一派的人数。
诺贝尔文学奖也不得不向斯大林文学奖低头致意，比如《静静的顿河》就是先获斯大林文学奖，又被瑞典人如精品一样拿去研判，又给了一个诺贝尔文学奖。
丁玲年轻时
丁玲拿了个斯大林文学奖，在中国文坛就如帝王般的存在，名头可比现在的莫言要大得多。这也不免让她有些骄纵了，忽视了政治的险恶，结果几年后就被打成了丁陈反党集团的首恶，被赶到了北大荒，在零下40多度的寒冷中去接受思想改造。
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“慈父”斯大林的死去，斯大林文学奖也渐渐式微。
02
在《讲话》发表以后，赵树理、丁玲他们自觉向劳动人民看齐，掌握了真谛，如鱼得水；而与此同时也有许多作家在创作上遇到了极大困境，党关于文学的战斗性要求，与他们内心深处的人性论形成了强烈的对峙，矛盾没法解决，不得不罢笔归匣，偃旗息鼓。
文笔质感的湘西才子沈从文在30年代就完成了表现人性美脆和深度的《边城》、《长河》、《三三》。但没想到，1948年，他受到左翼文化界的猛烈批判，郭沫若骂他“粉红色的反动文艺”，1949年春精神崩溃、自杀未遂，从此罢笔不写了。
曹禺，23岁写出《雷雨》，随后《日出》《原野》《北京人》，四部封神，中国现代话剧巅峰，天才型作家。49年后，几乎再无传世力作。50年代初的《明朗的天》，后来《胆剑篇》《王昭君》，都是奉命、配合政治，有技巧、无灵魂、无人性。
曹禺年轻时
在漫长的思想改造过程中，他自我阉割、反复检讨、不断改造，不敢写人性、命运、黑暗。
废名，京派散文大家、诗化小说的代表，30年代名气极盛，甚至超过了周作人。1949年后，自感风格与新时代文艺政策格格不入——他的冲淡、空灵、幽寂、晦涩、禅意根本没法融入新时代的大众化、工农兵方向，遂主动封笔，不再发表任何文学作品，仅在大学教授古代文学。
废名的浮雕像
003
很多人都记得中国文坛有一段“谈人性而色变，触人情而胆颤”的漫长岁月，在庞杂的大批判中，对“人性论”的批判是各种批判中声浪最大的。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，中国的无产阶级似乎对“人性论”最为痛恨，这颇有点奇怪。
中国人最讲人情，却最痛恨人性。
那时候似乎形成了一种潜规矩，在人性方面甚至在整个作品风格方面，越无情、越无感、越无聊的作品，才越是安全的好作品。
1958年，郭沫若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了101首咏花诗作，每首诗以第一人称叙述花卉特征，并引申至当时社会现实。郭后来反省说这些诗存在“单调刻板”的缺陷。今天如果再将这些诗歌拿出来看，会让读者味同嚼蜡、不能卒读。
再看他1958年写的《声声快》（改李清照《声声慢》）：
轰轰烈烈，喜喜欢欢，亲亲热热密密。
六亿人民跃进，天崩地裂。
一穷二白面貌，要使它几年消失！
多益善，看今朝，遍地英雄豪杰。
八大煌煌决议，十九字，已将路线总结。
鼓足干劲，争赴上游须力！
多快更兼好省，更增添，亿吨钢铁。
加紧地将社会主义建设。
曾经写《女神》的才子郭沫若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！人们私底下暗自感叹。
巴金的写作方向也偏离了航道。1960年代初，他创作《副指导员》《军长的心》《李大海》等作品，人物概念化，故事公式化，再也没有了二三十年代那种强烈社会批判精神和对人性深刻的探索。
为什么这个时期的文学跟曾经真正描写过深刻人性的时代渐行渐远？为什么再也没有作家能够接近或者追赶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“鲁郭茅、巴老曹”了呢？
答案似乎是，文学离开了人道主义，离开了真正的人性描写，势必会渐渐枯萎，了无生机。
1956年，毛主席也看出了问题，亲自倡导“双百方针”，文艺界开始响应，鸣放氛围让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表达自己的声音。
但在人性这个问题上，有时候主席的话也不管用，你只要接触人性就得倒霉。
1956年，作家邓友梅在百花齐放的氛围中发表短篇小说《在悬崖上》，讲述一个技术员的婚外恋情。小说发表之初受到热评，不久之后在反右扩大化中被打为“毒草”，反对者认为这篇小说中的一些人物表现出了被扭曲的人性，宣扬了“资产阶级人性论”。
文革爆发后，邓友梅从右派升级为“黑帮黑线上的黑干将”，在痛苦的折磨中，他的父亲去世，妻子也离他而去。更典型的是王蒙，也是趁着百花齐放的春风，21岁的他写了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》，在那么严肃的单位，年轻的现代暧昧感惊破天际，就是现在也不敢这么写，当然也为他招来右派帽子。
巴人（王任叔）
1957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王任叔(巴人)发表杂文《论人情》，强调文学作品中的人性问题，遂被口诛笔伐，1959年被康生定性为“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代表人物”，1960年，姚文元在《读书》杂志发表《批判巴人的“人性论”》，对巴人展开更加狠辣的围剿，数不尽的罪名从天而降，文革中他精神崩溃，含冤去世。
那个时代，文艺作品但凡萌生一丁点人性的火花都会被视为弥天大罪的。
04
在中国，作家关于人性论受到殃及，莫过于《第四十一》在中国衍生的遭遇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公案。
1924年，苏联作家拉夫列尼约夫（拉普列涅夫）写了一篇短篇小说《第四十一》，其手法简妙，表现了特殊环境下人性的倔强绽放：一位革命态度坚决的女红军战士俘虏了一位英俊的白军军官，两人在荒无人烟的孤岛，经过开始的敌意、对峙、迟疑，最后竟然抛弃一切人性之外的属性：阶级、政治、阵营……堕入爱河，来了一个纯粹的人性在燃烧。
有一天海面上出现了白军船只，军官竟抛弃了山盟海誓，不顾一切地奔了过去。神枪手女战士强忍内心痛苦，在远处把他击毙。
这是一篇被苏联和西方一致叫好的作品。西方学界视为苏俄文学中不多的“人性战胜教条”的代表作之一。苏联则两次改编成电影，戛纳、爱丁堡全都获奖。
斯大林这个人很奇怪，在革命方面他是铁血杀手，钢铁制造的人，但对有人性温度的东西却暗中迷恋。比如对表现了哥萨克人性的《静静的顿河》，苏联作协方面有人要批判，这要一批判了不得，在大肃反时代，人命可能不保。但斯大林下令终止调查批判，保护了肖洛霍夫，还给了别墅、游艇等苏联特权级的享受。
对《第四十一》他并不如对《静静的顿河》那般喜爱，认为爱情压倒了革命不可取，但也没对作者怎么样，后来还因为别的作品给了作者斯大林文学奖。
但中国方面，革命的态度绝对比斯大林更决绝，这部作品在在苏联受欢迎，在中国却惹出了泼天大祸，牵累到无数文化人。
鲁迅的好朋友、著名翻译家曹靖华1928年首译《第四十一》，鲁迅亲自推荐，编入他认为给穷国的无产者盗火的《苏联作家七人集》。
到了文哥，鲁迅战友的名头也不能保曹靖华无事，北大造反派发表专文《曹靖华与第四十一》，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大帽子，“翻译毒草、宣扬阶级投降、爱敌人”，70岁的他跪地遭毒打、长期审查，人身受到极大的侮辱。幸好他没走老舍那种不堪其辱的绝路，挺了过来。
草婴，中国最顶级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家（没有之一），浙江人，因翻译过肖洛霍夫（《静静的顿河》《一个人的遭遇》以及《第四十一》（全都是苏修描写人性的东西）被隔离、批斗、迫害，成为文革早期重点批斗对象。
苏俄文学翻译家草婴
朱明，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夫人，50年代初翻译了《第四十一》（这部短篇小说中国有四五个译本，足见其影响力），文哥中多次被批斗、抄家、关牛棚、劳动改造，精神、肉体受严重摧残。
田汉1930年将《第四十一》改编为三幕话剧《玛柳特迦》，由南国社在上海公演。文哥中被批判为宣扬“阶级投降主义”、“叛徒哲学”，污蔑革命战士、美化白匪军官，与《谢瑶环》《关汉卿》并称为田汉，也是全国最出名的三大戏剧毒草，田汉因此冤死狱中，1975年被正式定为“叛徒、永远开除党籍”——这位《国歌》作者是“四条汉子”中被迫害最狠的，大概跟他最讲“人性”有很大关系。
戏剧家田汉
1958年，年仅16岁还是中学生的刘心武，写了一篇《第四十一》读后感。这是他第一次正式发表文章，却让他在文坛从此成名。刘心武这个人特别注重人性和悲剧色彩，就是来自这篇文章的启始。结果在文哥中成了重大罪证，遭受猛烈批判。后来他自己说：“1958年就因《第四十一》出道，又因它文哥中受难，这篇小文影响了我半生。”
1981年，张贤亮写了一篇《土牢情话》，发表在《十月》，脉络结构等方面明显受了《第四十一》的影响，一时在文坛引起了大波，被批为“模仿苏修黑作”、“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、阶级调和、丑化革命队伍、抹黑专政机关。”这可是1981年呀，全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热火朝天……
别说以上这些人了，即使被毛主席赞为“骨头是最硬的，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，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”的鲁迅，都因当年推荐《第四十一》，文哥中竟也被诬“吹捧苏修毒草”。
在中国，人性论是绝不可触碰的，因而人性论之集大成者的《第四十一》更是绝不可触碰的。
05
80年代初期，其他方面都如火如荼的拨乱反正，只有文学艺术上老的观念还没打破，人道主义还是敏感中的敏感。
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曾经红极一时、主席都拿它作为首发文章的中国作协《文艺报》坐不住了，两位主编冯牧和孔罗荪决定打破坚冰，组织召开一场讨论人性问题的座谈会。
他们多少有点战战兢兢，在文坛人脉甚广、德高望重的冯牧依然感觉到触及人性问题就会风声鹤唳、举步维艰。
文坛四大家：孔罗荪、曹禺、巴金、欧阳山（从左至右）
讨论会还是在1981年底举行了，参会嘉宾有李泽厚、冯骥才、李陀、宗璞、张炯、吴元迈、王淑明、钱中文、徐怀中、高鸿鹄、陈丹晨……
参会者发言也是心有余悸，生怕惹来事端。但基本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：人性问题多年来，一直是理论界、文艺界望而生畏的“禁区”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人们破除迷信，解放思想，才敢于对这个问题进行初步地探讨和研究，但还很不深入、很不系统。而正确地表现人性，又是社会主义文学不容回避的一个重要课题……
《文艺报》编辑何孔周为这次座谈会写了报道，《要正确地表现人性——记本刊召开的一次座谈会》。
如果情感的东西都不能写，还谈什么文学创作呢？这将会使中国文学大倒退……何孔周在这篇报道中呼吁。
他在心底憋着一股劲，敏锐地抓住《文艺报》召开座谈会的契机，分别从每个参会人员的发言中摘取一点，为我所用，巧妙地用“正确地表现人性”这根主线串接起来，按照自己的思想统合形成了为“表现人性”正名的文章。
由于这次座谈会的主题过于敏感，最后只能在《文艺报》内参《文艺情况》（1982年第4期）发了出来。
报道发表没几天，何孔周就陪着孔罗荪夫妇、王元化和钱谷融去珠海参加一个作家座谈会。
这几次会议的参加者都是久受人性问题折磨的瓮中人。
王元化1935年就参加了“一二九”学生运动，解放后担任过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党组成员、文学处处长……1955年被认定为“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”被开除党籍，直到1979年才摘掉了右派帽子，但是“胡风分子”的平反一直拖到了1981年才由上海市委彻底撤销。因此在参会的当口，他身上的政治污名还没有真正清除。
他早年就信奉人道主义，依据对马克思《资本论》有关人性论述的解读，认为“人的一般本性”不包括“人的自然属性”，而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特殊属性。他认为“善良”、“诚实”、“纯洁无瑕的天性”等“普遍人性”是存在的。
这个人性论害了他，他本来是被重点培养的知识分子干部，前途无量——如果他不研究什么人性，他会上得很快的，掌管华东方面的宣传领域，那就没张春桥什么事了。
珠海会议留影：钱谷融、王西彦夫妇、孔罗荪夫妇、何孔周、香港记者（从左至右）
钱谷融更是人性论的中坚分子，1957年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，他提交了一篇《论“文学是人学”》的论文，以人道主义思想为核心，强调文学对于人类丰富个性的关注。从此，半个世纪，这篇论文一直被认为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集大成之作，受到无数次批判。姚文元专门写文章，批驳钱谷融的人道主义，认为人道主义实际上就是“人性论”的变种，不同阶级的人不可能有共通的人性和人道。
在文哥中他被学生强迫在系里当众下跪，头戴高帽，在校园内游行示众，被敲锣辱骂。仅仅讲了文学要有人性，要善良对人，就受如此大辱……可谓是乾坤大颠倒的一个世界。
06
何孔周他们从珠海返回北京后，香港那边传来消息，《文艺报》内参发表的那篇关于人性讨论的报道，香港的报纸转载了。
中国作协一位领导听说香港那边报纸发表了这篇文章，赶忙将何孔周叫过去说：“孔周，谁让你这么无组织无纪律，擅自以《文艺报》记者名义在香港媒体发东西，要是出了问题谁负责？”
他又找到《文艺报》主编孔罗荪表达了看法，为了保护何孔周，孔罗荪当即回答：“这篇文章是我让香港媒体发表的，跟孔周没有关系。”
当时香港尚未回归，港媒如此垂青一篇内地文章，并全文发表，算得上是石破天惊的举动。外界猜测，大陆如此众多的名人在讨论人性，可见有某种宣传动向，暗示了政治走向。
《文艺报》的破坚冰的行动，还是引来了文艺界、文学界的大讨论，各种有关论及人性的文章纷纷发表出炉，与美学热一起，成为80年代初蔚为大观的景象。
周扬年轻时
被关押9年的周扬复出后，充分认识到了左的危害，认识到了人性缺失的危害，于是作了一次似乎总结性的发言。
1983年，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，周扬在中央党校作了关于人道主义的发言，《人民日报》全文发表。
周扬的中心意思是：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、反对把人道主义等同于资产阶级、修正主义，社会主义存在“异化”，文革悲剧、官僚主义、个人崇拜等都是异化的表现……
关于人性的讨论走的很远了，高层马上看出问题，对周扬进行批评。
胡乔木主持批判，将周扬观点定性为精神污染、背离马克思主义、否定社会主义，并因此掀起一场清除精神污染的全国运动。
周扬在中央全会上进行检讨，并接受新华社专访，公开检讨。一个曾经宣传领域的左翼沙皇，晚年刚想忏悔一下就被按住，他因此抑郁，没过多长时间就卧床不起，直至命终。
看来任何时候人性问题都是一个重大的不可轻易触碰的问题。
邓小平1983年对人性问题的讨论给了一个一锤定音式的总结和评定。
他在报告中指出，要反对脱离阶级、社会矛盾、现实任务空谈“人”“人性”。
他批评道：“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、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，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。”
邓小平强调区分两种人道主义，主张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（革命人道主义），而摒弃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。
这些观点跟教员的有些相似，似乎历史又循环往复回到原点。
但事实是“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”，人性的理论讨论似乎终结，但人性的实际发展却蕴含生机。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早已召开，人性的大门已经开启，春潮涌动的文坛上，“伤痕文学”“改革文学”“寻根文学”“军事文学”……异彩纷呈。
乱花迷眼的作家榜上，王蒙、鲁彦周、邓友梅、张洁、冯宗璞、张贤亮、莫言、余华、刘震云、陈建功、陈忠实、铁凝、王安忆、张抗抗、方方、张炜、赵瑜、萧马、肖亦农……老人新辈竞相而出。
这些新老作家都是被人性的力量感召而来的，他们所要撰写的，他们内心的终极任务似乎就是为了表达人性。
这就是100年来中国关于写人性的纠结，可以说人性问题是中国文学所面临的最大的困惑和难点，没有之一。
因而，永远不要忘记《文艺报》那次打破坚冰的人性座谈会，那些为会议苦心孤诣的人，孔罗荪、王元化、钱谷融、何孔周等，他们掀起了人性讨论的大潮，试图以生生不息的良善之光，轰然穿透历史的幽暗，绵绵温润人的内心……
广瑞网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